刘仰

性学专家何不更开放一点

刘仰 — Mon, 7 Jul 2008 01:15:45 +0800

    近日，有性学专家强烈呼吁，中国应该尽快设立被法律认可的、公开的裸体海滩，并且保障裸体爱好者在其中与大自然亲近的权利不受干涉。这位性学专家是个男的，不是以前那个经常出来的女专家。由此我们看到，一会儿一夜情、虐恋、群交合法化，一会儿裸体海滩合法化，让人感觉男男女女的性学专家正在中国公开PK，看看谁更加开放。
    该性学专家指出，裸体主义也叫天体主义，早在古希腊就非常流行。看看，又是古希腊的榜样，同搞政治的人一样，总要找一个外国的源头。但是，提醒一下这个专家，古希腊的裸体，比方说古代奥运会上，都是男性裸体，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当初有一个古希腊的“性解放”女子，观念同20世纪、21世纪的人差不多，要去看奥运会，化装以后还真进了奥运会比赛现场，结果被人发现。从此以后，古希腊奥运会制定了一条规则：必须裸体。目的是不让女人再混进来。同时告诉一下这个性学专家，古希腊男子裸体的风俗，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同性恋的流行，不知道该性学专家是否也要接受古希腊的这个优秀传统，否则，以后再说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再无知地拿什么古希腊来壮胆。
    该性学专家还说，裸体主义如今在国外很流行，言下之意，既然国外流行，所以中国也应该照着办。这确实是一切向国外学习的好机会，但是，这是否有点小看中国人？难道中国只能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吗？该性学专家说，外国的裸体主义者都把裸体与性行为分开。但是，性学专家不觉得把它分开是一种有点落后、扭捏、假正经的观点吗？为什么不能结合呢？为什么不能再开放一点？因此，建议性学专家到国外去，亲自实践一下更加开放的性观念，把裸体与性行为充分结合，让那些外国保守分子瞠目结舌，向外国佬展现一下中国的性学专家们，比他们更加专业，更加彻底。然后再把这种风俗传回中国，效果一定更强烈。
    该性学专家还说，国外的裸体主义者都是环保的、生态的，他们裸体是为了融入自然，不是为了给人看，而且还在裸体的时候捡垃圾，保护环境。我们且不说穿着衣服捡垃圾与不穿衣服捡垃圾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知道，垃圾最多的地方是人群最多的地方，比方说城市。老实说，在人很少的地方，有几块垃圾，对于环境的影响并不很大，而城市里的大堆垃圾才是环境的最大危害。那么，裸体主义者为何那么小儿科，只在垃圾不多、很偏僻的、风景如画的海滩，装装样子的捡拾垃圾？他们应该思想更加开放，全裸着，到垃圾最多的地方，到城市里捡垃圾，这样才能让环保的意义被更多的人接受，环境保护的效果也才会更好。
    至于裸体主义者捡了垃圾没地方放怎么办？性学专家还真的可以提点有用的建议。让裸体主义者对于环保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要再偷偷摸摸，小打小闹，放手干吧，中国的优美环境就靠你们了。奥运会也快到了，北京城的优美环境是不是也要靠你们赤膊上阵出把力？中国人民，北京市民，外国来客应该不会说你们有病，而是为你们高尚的环保精神而感动。只是当心自己的裸体上别弄得太脏，万一裸体主义者被别人当成了垃圾，就有点事与愿违了。如果说外国裸体主义者没有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也不该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敢追求进步了？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勇敢地做，要让它的功效发挥到最大，性学专家们意下如何？
    该性学专家还说，公共空间属于所有人，所以，裸体主义者应该拥有享受公共空间的权利。不知道该性学专家是否统计过，裸体主义的人数占人口比例有多大，不知道他学外国的时候，是否也学了民主这样东西。也许裸体主义者是拥有真理的少数人，他们便有权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人。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性学专家还应该成为民主斗士，人权斗士，为少数人的权利奋斗不息。
    因此，我们希望看到性学专家思想更加解放的一天，希望看到性学专家以身作则的一天，希望看到性学专家先从自己的老公、老婆、同性恋对象做起。可以先不到公共空间，先在家里的私人空间里推行，在家里让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孙儿孙女都充分习惯后，再带着你们环保的高尚品德，裸体走向社会。最终的目标是，努力把全人类建成一个裸体主义的大花园：可以节省多少布料啊！
    由此，我们建议性学专家，不要光说不练，应该亲自实践正确的东西。也许性学专家很自信，相信自己都属于俊男美女的级别，身材也是健美级的。但是，靠俊男美女来主张裸体主义的权利，多少有点别有用心，性学专家应该寻找、鼓动一批长相很差、身材很糟糕的男男女女，将美好的、生态的裸体主义灌输给他们，因为，这样的男女毕竟是大多数，由此还可以解决民主权利问题。通过教育大多数接受性学专家的裸体主义加环保主义，可以让更多的人亲近自然，展现自己，保护环境的效果也会更加突出。而且，这些不太俊美的男女，有可能在性问题上也有缺憾，性学专家亲自上阵，带头将裸体主义与性行为结合起来，不光很生态、很环保，而且很人道、很人权。这么好的事情，何乐不为？为了人民的福利，性学专家再开放一点吧！更开放一点吧！
    在欧洲工业革命发展最迅速的时候，有一批欧洲艺术家，例如高更，来到“野蛮人”中间，他们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野蛮人”每天除了随便找点唾手可得的食物、睡觉，剩下的时间都在追逐异性，而且还都是裸体。他们陶醉于其中，乐不思蜀。当然，高更的时代与今天相比还有点落后，因为没有环保的概念。因此，今天裸体主义者比高更进步了，加上了环保。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性学专家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将裸体主义进行到底，将裸体主义与性行为、与生态环保、与民主自由、与人权统统结合起来，进行地更彻底，人类的未来也许就靠你们了。拜托！

周老虎事件还有疑点

刘仰 — Tue, 1 Jul 2008 23:40:32 +0800

    今年春节期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假设周老虎的几种结局，其中之一，我认为有一种结局可能是，周老虎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我掩护，你们撤退”，周正龙变成“替罪羊”。近日，周老虎事件已正式宣布为假，但是，只有周正龙一个被抓，其他13人都是行政处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迹象。虽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现象就下结论说，周正龙掩护了大家，真的做了替罪羊。然而，在陕西警方公布的作案细节中，我觉得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说明、解释的地方。
    凭我不算太丰富的法律常识，针对陕西警方公布的细节，我认为，在证据链上还有欠缺，不弥补这些欠缺，恐怕很难停止人们的继续怀疑：目前公布的，是否是全部真相？梳理了一下陕西警方公布的周正龙作案过程，大致整理了以下几个问题。
    1、几张虎画？
    据人民网报道，2007年8月前后，周正龙委托数名村民，去找老虎画，到9月中旬，邻村的彭某在其村的曹某家，寻得虎画一张，交给周正龙。对于证据链来说，“数名”村民、“彭某”、“曹某”的证词、证据等，是否对得上？值得人们关注。几个月来，大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念，所谓“虎画”就是浙江某企业印制的老虎年画，根据人民网的报道，我们得知周正龙只得到一张“虎画”。但是，在陕西省发言人那里，我们却得知，警方查获了2张虎画，并且，发言人还表示，“无法确定是不是和骆光临的年画是同一类画”。这个差别是如何产生？
    2、傻瓜机。
    人民网报道，9月27日，周正龙用傻瓜机第一次拍，因傻瓜机质量低劣，且淋雨受损，未能冲洗出成形的假老虎照片。那么，傻瓜机在哪里？是谁的？从报道看，该傻瓜机应该是用胶卷的，那么，胶卷是否还在？在哪里冲洗的？第一次冲洗出的“未成形”照片在哪里？如何处理了？这些疑问的人证、物证是否都齐？第一次冲洗出来的效果究竟如何？给谁看过？尤其是，为何周正龙第二次拍摄后，没有自己送去冲洗，而是交给经贸局长冲洗？两次冲洗是否在同一个地方？

    3、周正龙的摄影技术。
    人民网报道，第一次不成功后，周正龙向镇坪县经贸局局长谢坤元（周的亲戚）借了数码相机和胶卷相机各一部。到10月3日，周正龙独自上山找到了一个地方，将制作的老虎道具（与前一次为同一个）放好，用树叶遮盖好，然后，用两部相机交替拍摄。疑问是，周正龙是否能够顺利交替操作两部相机？周正龙是否学习过两部相机的操作？谁教他的？出于什么目的教会周正龙使用？两部相机的数码照片和胶卷底片一共多少？是否还在？老虎道具体积不算小，周正龙带着道具上山，有没有人看到？或者，周正龙是如何伪装老虎道具的？
    4、冲洗。
    人民网报道，周正龙于10月4日，将相机交给谢坤元，并由谢坤元负责冲洗。疑问是：在哪里冲洗的？是否全部冲洗出来，还是挑了一部分冲洗？这个问题的深入疑问在于，从公布的第一张“虎照”看，有PS的痕迹，那么，是谁做的技术处理？为何要做处理？是谁授意要处理？目的何在？与前一个问题相关，周正龙两部相机中所有的“原片”一共有多少？是否有拍坏的？所谓“拍坏”的，就是伪装得不好，露馅了，一看就是假的。难道说周正龙的原片张张都极为逼真，完美无缺？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关系到谢坤元的决定，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如果在周正龙的原片中，存在明显“露馅”的地方，随后政府部门的领导们是否都是“被骗”，就存在疑问。如果是这样，至少有一个或几个政府官员是在故意作假。
    5、发布会。
    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发现野生华南虎的消息，并奖励周正龙2万元。按时间计算，扣除冲洗的时间，从县里报到省里，再到发布会召开，时间不超过一周，确实够快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关克说他热情超过了理智，是他一个人如此，还是全体都如此？难道没有一个人表示怀疑？关克超过理智的“热情”，一直延续到公布真相的前一天，然后，突然把自己博客里“热情”而无理智的文章全删了。如果在8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上级领导稍稍提醒一下关克，他还会如此持续热情，持续失去理智吗？关克高涨的热情如此失去理智地顽固持续没有道理，如此突然消失，似乎也没有道理。
    6、物证。
    陕西省警方公布的周正龙作假物证目前看有两件，一是根据虎画制作的拍摄道具，二是木头制作的虎爪。虎照最初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复制后的打印件或喷绘件，警方的证据指出，周正龙是直接使用了原画，将多余部分折叠到背面，然后用胶带纸粘贴住。疑问是，这么长时间，周正龙居然不销毁这一作案工具，直到让警方找到？警方又是如何找到的？这么长时间里，这个作案工具放在哪里？是否有人看到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当初帮助周正龙找虎画的村民，以及提供虎画的村民，难道没有听到社会上的汹汹议论？没有怀疑过周正龙的2万元来路可疑？没有要求周正龙分一点钱？没有给无孔不入的记者爆个料，也收个“红包”之类？至于周正龙找木匠用木头制作虎爪，是否同样人证齐全？木匠是否知道或猜测到周正龙的真实意图？虎爪照片使用的是什么相机？在哪里冲洗？是否也是周正龙一人所为？同理，他为何不销毁作案的虎爪？
    以上只是一些疑问，不一定都有道理。也许，警方掌握的证据里，已经全部包含了上述我所想到的疑问，只是在陕西警方公布的内容，没能解答这些疑问。至于这一事件的幕后是否还有被掩盖的真相，也许时间会给出答案。有人说要给周正龙说话的机会，让他自己来解释一下。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周正龙也许什么都不想说，我们也应该给他保持沉默的权利，关键是，警方掌握的证据要经得起检验，证据链条是否能够前后光滑衔接。

胡觉照先生有点混乱

刘仰 — Sat, 28 Jun 2008 21:57:16 +0800

    胡觉照先生是从批诸葛亮开始出名的。在他批诸葛亮的时候，我觉得现代社会已经不是靠理想化的诸葛亮能够有效治理的，还一点诸葛亮的本来面目也未尝不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确实有一个被神化的过程。因此，虽然胡觉照先生对于诸葛亮的评价，并不能让人完全接受，但是，对于他勇于怀疑的态度，倒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我在某个公共场合，与胡觉照先生还见过一面，感觉他像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是某些恶意炒作的人。
    昨天看到胡觉照先生的一篇新作，好像还没有全部完成，题目是《儒学就是奴才学》。我到不是因为看到有人批判儒学就跳起来，而是因为，在胡觉照先生的这篇文章里，发现胡觉照先生的逻辑相当混乱，批判工具胡乱使用，所以给胡觉照先生指出一下，以便他在继续深批儒学的时候，不要再有这样的错误。胡觉照先生作为长辈，想必不会对后生的意见火冒三丈。
    胡觉照先生在他《儒学就是奴才学》的文章前半部分，首先批驳了一通历史阶段论。所谓历史阶段论，就是把人类社会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持续上升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含有历史目的论、人类末世论的色彩，很多人都有过批评，我本人对于这个理论也不太赞同。因此，对于胡觉照先生该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就不多挑毛病了。
    但是，胡觉照先生批完历史阶段论，在文章的后半段，便开始用自己刚刚批判过的理论，掉转枪头批判儒学，多少有点滑稽，显得逻辑混乱。胡觉照先生说，历史阶段论的基础是所有制划分，这个没错，但是，他是否同样知道，所有制划分的结果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谓历史阶段论，就是把阶级斗争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当成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所有的社会都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两个泾渭分明的社会对立面，由此形成历史阶段论的全部主线。因此，批判历史阶段论，就等于是批判阶级斗争理论，不接受历史阶段论，也就等于放弃阶级斗争理论。
    那么，胡觉照先生是怎么做的呢？他批完历史阶段论以后，立即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儒学，说儒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统治阶级提供奴才的。既然如此，何必在文章前半部分还要大批历史阶段论？刚刚把一个理论批成是错误的，立即用这个错误的理论来批儒学，胡觉照先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吗？不觉得自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通过胡觉照先生的文章，我发现，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深入胡觉照先生的骨髓，他已经很难摆脱出来了。
    胡觉照先生说，要从专制和民主的角度来批判儒学。胡觉照先生的这个角度看起来很现代，有点新思维，有点解放思想的意思，但是，实际上还是落入了阶级斗争的老套路。实事求是地说，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批判历史上所有专制的最有力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结果就是历史阶段论，最终、最完美的历史阶段，就是没有阶级、没有专制的共产主义。因此，信奉阶级斗争理论的，都是主张民主的，而且是最彻底的民主。而现在一些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其实只是有限专制，有限民主。等于是在说，专制还是需要维护的，同时让社会底层的人有点发言权，有点小权力。专制不要太过分，避免让老百姓活不下去；民主不要太极端，避免让有钱人遭殃，仅此而已。
    曾经有过两个德国，一个叫联邦德国（西德），体现自由，一个叫民主德国（东德），着重民主。胡觉照先生可能觉得东德的民主是假民主，其实，东德才是真正的彻底民主。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就是把大多数人的专政当成工具，在某个历史阶段，利用这一工具，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别、文化差别等各种差别，最终同时达到财富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双重最高目标。东德其实正处于实现这个真正民主的历史阶段，这是所有以真正民主、彻底民主为信仰的社会或个人，必然要经过的历史阶段。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主张彻底民主的雅各宾党人的恐怖大屠杀。
    通过法国大革命，人们早已认识到，极端专制令人厌恶，极端民主同样是灾难。而阶级斗争理论正是站在反对一切专制、提倡彻底民主的立场，来批判儒学等一切“统治阶级学说”的。胡觉照先生说，儒学是维护专制，反对民主的，那么，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儒学的胡觉照先生希望达到的民主，与阶级斗争理论希望达到的彻底民主有何区别呢？我实在看不出来。也许在胡觉照先生“未完待续”部分会有所交待，因此，赶紧给胡觉照先生提个醒，别在后面部分，继续这样稀里糊涂。
    胡觉照先生，以及很多和胡觉照先生有同样观点的人是否意识到，喜欢极端民主的人，批判儒学最为凶猛，而他们心目中民主的楷模，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等，都不怎么批判儒学，甚至还把儒学当成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这是为什么？是外国人不懂儒学？还是胡觉照们对于民主的理解有误？
    批判儒学未尝不可，但是，应该有点真东西。把儒学与统治阶级捆在一起，等于是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等于是接受了历史阶段论，那么，何必还要批判历史阶段论？胡觉照先生不如干脆宣布，自己就是共产主义战士，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然后，把批判历史阶段论的文字删掉，这样，他对儒学的批判就圆满了，至少不会犯逻辑上的错误了。历史上批判儒学的人很多，胡觉照先生对于儒学的批判，说实话，我看不出来与阶级斗争理论对于儒学的批判有什么不同。
    胡觉照先生是从批诸葛亮开始出名的。在他批诸葛亮的时候，我觉得现代社会已经不是靠理想化的诸葛亮能够有效治理的，还一点诸葛亮的本来面目也未尝不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确实有一个被神化的过程。因此，虽然胡觉照先生对于诸葛亮的评价，并不能让人完全接受，但是，对于他勇于怀疑的态度，倒也不觉得有何不妥。我在某个公共场合，与胡觉照先生还见过一面，感觉他像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是某些恶意炒作的人。
    昨天看到胡觉照先生的一篇新作，好像还没有全部完成，题目是《儒学就是奴才学》。我到不是因为看到有人批判儒学就跳起来，而是因为，在胡觉照先生的这篇文章里，发现胡觉照先生的逻辑相当混乱，批判工具胡乱使用，所以给胡觉照先生指出一下，以便他在继续深批儒学的时候，不要再有这样的错误。胡觉照先生作为长辈，想必不会对后生的意见火冒三丈。
    胡觉照先生在他《儒学就是奴才学》的文章前半部分，首先批驳了一通历史阶段论。所谓历史阶段论，就是把人类社会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持续上升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含有历史目的论、人类末世论的色彩，很多人都有过批评，我本人对于这个理论也不太赞同。因此，对于胡觉照先生该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就不多挑毛病了。
    但是，胡觉照先生批完历史阶段论，在文章的后半段，便开始用自己刚刚批判过的理论，掉转枪头批判儒学，多少有点滑稽，显得逻辑混乱。胡觉照先生说，历史阶段论的基础是所有制划分，这个没错，但是，他是否同样知道，所有制划分的结果就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谓历史阶段论，就是把阶级斗争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当成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所有的社会都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两个泾渭分明的社会对立面，由此形成历史阶段论的全部主线。因此，批判历史阶段论，就等于是批判阶级斗争理论，不接受历史阶段论，也就等于放弃阶级斗争理论。
    那么，胡觉照先生是怎么做的呢？他批完历史阶段论以后，立即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儒学，说儒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统治阶级提供奴才的。既然如此，何必在文章前半部分还要大批历史阶段论？刚刚把一个理论批成是错误的，立即用这个错误的理论来批儒学，胡觉照先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吗？不觉得自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通过胡觉照先生的文章，我发现，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深入胡觉照先生的骨髓，他已经很难摆脱出来了。
    胡觉照先生说，要从专制和民主的角度来批判儒学。胡觉照先生的这个角度看起来很现代，有点新思维，有点解放思想的意思，但是，实际上还是落入了阶级斗争的老套路。实事求是地说，阶级斗争理论就是批判历史上所有专制的最有力的理论，这一理论的结果就是历史阶段论，最终、最完美的历史阶段，就是没有阶级、没有专制的共产主义。因此，信奉阶级斗争理论的，都是主张民主的，而且是最彻底的民主。而现在一些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其实只是有限专制，有限民主。等于是在说，专制还是需要维护的，同时让社会底层的人有点发言权，有点小权力。专制不要太过分，避免让老百姓活不下去；民主不要太极端，避免让有钱人遭殃，仅此而已。
    曾经有过两个德国，一个叫联邦德国（西德），体现自由，一个叫民主德国（东德），着重民主。胡觉照先生可能觉得东德的民主是假民主，其实，东德才是真正的彻底民主。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就是把大多数人的专政当成工具，在某个历史阶段，利用这一工具，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别、文化差别等各种差别，最终同时达到财富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双重最高目标。东德其实正处于实现这个真正民主的历史阶段，这是所有以真正民主、彻底民主为信仰的社会或个人，必然要经过的历史阶段。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主张彻底民主的雅各宾党人的恐怖大屠杀。

    通过法国大革命，人们早已认识到，极端专制令人厌恶，极端民主同样是灾难。而阶级斗争理论正是站在反对一切专制、提倡彻底民主的立场，来批判儒学等一切“统治阶级学说”的。胡觉照先生说，儒学是维护专制，反对民主的，那么，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批判儒学的胡觉照先生希望达到的民主，与阶级斗争理论希望达到的彻底民主有何区别呢？我实在看不出来。也许在胡觉照先生“未完待续”部分会有所交待，因此，赶紧给胡觉照先生提个醒，别在后面部分，继续这样稀里糊涂。
    胡觉照先生，以及很多和胡觉照先生有同样观点的人是否意识到，喜欢极端民主的人，批判儒学最为凶猛，而他们心目中民主的楷模，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等，都不怎么批判儒学，甚至还把儒学当成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这是为什么？是外国人不懂儒学？还是胡觉照们对于民主的理解有误？
    批判儒学未尝不可，但是，应该有点真东西。把儒学与统治阶级捆在一起，等于是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等于是接受了历史阶段论，那么，何必还要批判历史阶段论？胡觉照先生不如干脆宣布，自己就是共产主义战士，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然后，把批判历史阶段论的文字删掉，这样，他对儒学的批判就圆满了，至少不会犯逻辑上的错误了。历史上批判儒学的人很多，胡觉照先生对于儒学的批判，说实话，我看不出来与阶级斗争理论对于儒学的批判有什么不同。

卢梭与民族主义

刘仰 — Sat, 28 Jun 2008 00:13:44 +0800

    卢梭是启蒙运动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在哲学上，他坚持“自然神论”，认为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念上，卢梭被归于自然法学派，主张“天赋人权”，并在此基础上，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主权在民”的观点。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荷兰学者格劳秀斯。格劳秀斯同样属于“自然法”学派，但是，与卢梭不同，格劳秀斯认为“主权在君”，卢梭则提出“主权在民”。从自然法的角度，卢梭的观点比格劳秀斯更合理些。因此，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欧洲社会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最高权力从普遍化地属于上帝、教会，变为分散的主权，先是属于君权神授的君主，然后属于天赋人权的人民。
    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权力从集中到分解的过程中，“神”始终存在，最初是明确的教会，后来是各自解释的上帝，再后来是具有自然神性的“天”。这个问题的影响，以后再说。站在考察民族主义的角度，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主权在民”这个概念。格劳秀斯“主权在君”虽然不合理，但是至少容易理解；卢梭的“主权在民”虽然合乎逻辑，但是却不好理解：“民”是什么？什么是“民”？
    现在人们都把“主权在民”这一社会契约论的功劳都归到卢梭名下，其实，并不如此简单。此前提到的格劳秀斯也主张“契约论”；比卢梭更早的英国人弥尔顿、洛克都提出过“契约论”的观点。再早一些，欧洲宗教改革开始时出现的天主教内部温和改良派“耶稣会”，也提出过；更早的时候，在中世纪教会内部也有人提出过。只是因为卢梭生逢其时，写出《社会契约论》后，一是赶上了美国独立，二是法国大革命随后到来，才使得他似乎拥有了社会契约论的独占权。
    从社会契约论的源头上说，天主教会内部主张“契约论”，主权的意味还不强烈，目的其实是要削弱王权，避免王权向教会权力的挑战。宗教改革之后在自然法基础上提出的“契约论”，已经有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主权在民”目的是要替代王权。但是，不管是教会内部还是自然法的主张，有一点是相同的：两者都有“普世”的含义。也就是说，“契约论”从一开始产生，便具有“普遍真理”的含义。这种“普遍真理”的实质是否站得住脚，会带来什么后果？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简单说清的。但是，只要我们对“主权在民”中的“民”进行一番思考，就会发现，“主权在民”同时成为与其普世性相矛盾的东西，它不再属于“普世”，而是属于分散的“主权”。
    卢梭没有对于“民”的确切含义做出过解释，因此，卢梭的“人民”似乎是拥有自然权利的抽象个人的某种集合。在讨论抽象概念的时候，这样理解问题不大，但是，一旦落到实处，落到具体的政治现实之中，这个概念就带来很多问题，简单举例如下：
    第一，一个人肯定不能算“人民”，那么多少人就能算“人民”？是否达到一定数量的个人累计，就可以有权要求属于这个人民群体的主权？一个像法国一样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与几万人口的安道尔相比，同样拥有主权，那么，法国内部的几十万人，是否可以同样要求拥有主权？
    第二，迁徙的人民与原住的人民，如何拥有主权？例如，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原住民，他们是否天然地拥有主权？印第安人的主权是否同样不可剥夺？印第安人与迁徙过去的欧洲人，如何处理主权？甚至在美国独立以后，美国内部的移民同样要求分裂，要求各自独立，分享各自对等的主权，如何体现“主权在民”？
    第三，人民是否能够选择参与对不同“主权”的契约缔结活动？换句话说，一群最穷的非洲人，要求放弃在非洲没什么价值的“主权”，要求搬到美国去住，然后参与美国主权的“契约”制定，是否可以？
    从自然法的原理，从天赋人权的准则，上述几种假设都是合理的，但是，在现实政治中，上述几种假设都遭到“主权”的抵制。抵制的理由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卢梭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的内容。1772年，卢梭应一个波兰贵族的请求，写了一部小册子《论波兰政府》。在这部书里，卢梭对于波兰人民如何建立波兰政府，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其实是把波兰人民，等同于波兰民族。由此，在卢梭以后，世界各地发生的革命运动，主张“主权在民”的，基本上都把其中的“民”，当成是“民族”。但是，民族是落在实处了，“人民”概念的虚幻性、抽象性，依然没有改变。
    由此，我们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主权在民的主张，如何变成日后民族主义高涨的最大动力。而且，所有民族主义热情高涨的地方，一定都是接受了卢梭等人启蒙思想的地方，所以，印第安人没有受过“启蒙”，只好活该倒霉了，黑人受“启蒙”也太晚，只好先当一阵子奴隶再说了。
    民族早就存在，以前的民族没有强烈的自我主权意识，经过“启蒙”，所有的民族都要求自己的“主权”，因为主权是一个那么有用的东西，是一个绝对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谁不要？但是，如果把人类看成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分成多少主权才合适呢？以前没有强烈主权观念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民族的多少而操心，现在因为有了主权，有了试图瓜分主权的民族，民族矛盾便加大了。民族只是一个互相认同的标准，它可以同任何不同的东西结合，与主权结合只是其中之一，它成为民族主义最大的动力。
    卢梭在《论波兰政府》这个小册子中，基本上描述了日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主要的内容和方略：建立民族军队，开展民族教育，发扬民族文化，设立民族节日等。总之，所有的方法，目的都是要达到：培养爱国热情，保护民族利益。事实上，卢梭对于波兰人民的忠告并没有很快实现。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位于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首先移植了他的观念，成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此后，在卢梭的家乡，法国人民试图学习美国人民，建立一个自己的民族国家，爆发了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后，波兰被法国占领，法国人并没有按照卢梭的主张，给予波兰民族独立，倒是把卢梭的主张在法国自己身上，大大实践了一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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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罂粟花到海洛因

刘仰 — Thu, 26 Jun 2008 03:32:48 +0800

    罂粟的历史有多长？至少5000年了。大约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罂粟就伴随着人类。罂粟进入中国的历史也有1500年了，但是，在绝大多数年代，罂粟并没有多少危害，反而是对人有益的药物。罂粟危害全世界的历史，大约是最近的200年。这种美丽的花朵成为人类罪恶的历史，与欧洲人的自由、贸易、财富、科技紧紧相伴。一个简单的毒品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缩影。今天是国际禁毒日，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该淡忘这个日子。
    罂粟进入中国约1500年，陶弘景曾经将罂粟称为断肠草。唐朝时期，随着与中亚地区的国际交往，罂粟进入中国开始增多，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始终把罂粟当成药用植物和观赏植物。尤其在宋代，罂粟的药用价值开始被中国人认识。在苏东坡等人的诗词中，罂粟还成为一种美食的滋补品。直到明朝末年，罂粟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作为名贵的观赏植物。
    作为罂粟的副产品鸦片，在中国也长期存在。元朝时期，随着蒙古军队的扩张，中国人对于鸦片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元朝时期的中医已经提出鸦片“杀人如剑”，主张慎重对待鸦片。当时中国虽然有种植罂粟，还没有自己制作鸦片，鸦片主要是从印度等地输入，数量有限。明朝李时珍记载鸦片（阿芙蓉）的制作方法，也只是听说，他没有真正见过。明朝末年，中国政府开始对进口鸦片征收“药材税”。
    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的。吸食鸦片之所以会传入中国，与欧洲人的另一项赚钱手段密切相关。哥伦布在美洲发现烟草后，吸烟渐渐成为时髦的方式、赚钱的方式，从欧洲传向世界各地，并且也从东南亚进入中国。明朝崇祯皇帝曾经颁布了禁烟令，当然，那时候针对的是烟草，而非后来的鸦片“大烟土”，因为，吸食鸦片的人还不多。随着对烟草的禁令解除，吸食鸦片开始随烟草一起进入中国。西班牙将烟草引种到东南亚后，东南亚发明了将烟草和鸦片一起吸食的方法，这种方式由于像吸食烟草一样简便，开始带动吸食鸦片的流行。所以，我们看到，吸食鸦片的流行，最初的原因就是欧洲人将烟草作为发财手段。现在到处都在禁烟，始作俑者有没有承认当初做错了呢？
    清朝初年，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约200箱，每箱100斤，数量不算大。但是，从康熙开始，中国已经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康熙将鸦片的进口税率大幅提高，试图减少鸦片进口。然而，提高税收的方法对于减少鸦片进口作用不大，因为，这个东西会让人上瘾。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禁毒的法令：禁止贩卖鸦片，禁止开烟馆。雍正的禁毒法令，对于违禁者没有采用死刑，只是监禁、充军、流放。200年以后，全世界才对于禁毒达成了共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卓越智慧和远见是领先世界的。那些把中国历史描绘成一无是处的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
    进入19世纪，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人为了赚钱，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乾隆、嘉庆年间，清朝政府又多次颁布禁毒法令，并且将外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列入禁止对象，鸦片从海关进口货物名单中删除，同时还禁止国内种植罂粟，禁止吸食鸦片。嘉庆年间的这一禁毒法令，几乎涵盖了现代社会禁毒法律的所有内容，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禁毒法令。但是，由于伤害了西方的利益，影响了西方人的发财，他们寻找一切借口，破坏中国的禁毒法令。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强迫中国接受毒品贸易合法化。
    在中国政府禁毒的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林则徐大规模禁毒之前，中国对于鸦片问题，有过一个广泛的讨论。很多人说，中国历史上的独裁皇帝，从来都是自己说了算。看看中国对于鸦片的全社会讨论，就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当时中国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取消毒品禁令。理由是，毒品可以赚钱，中国如果禁止，只能将赚钱机会拱手让给外国人。这些人的主张中，有一个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他们指出，中国闭关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人说中国闭关锁国是失败的原因，看看林则徐之前对于鸦片的国内争论，就知道中国不存在闭关锁国这回事。中国政府经过广泛的讨论，最终没有接受开放毒品交易的建议，而是由林则徐采取了坚决的禁毒措施。如果说禁止输入毒品是闭关锁国，那也只是针对某种特殊商品的闭关锁国，不论从当年还是从现在看，中国的这种针对性“闭关锁国”都是完全正确的。指责中国人“闭关锁国”，是那些卖鸦片的外国人，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为自己的罪恶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某些中国人居然跟着他们一起指责中国“闭关锁国”，简直是头脑混乱。
    当中国坚持不懈地在世界上第一个禁毒的时候，西方人在干什么呢？1806年，法国人从鸦片中提炼了一种成分，命名为吗啡。由于欧洲战争频繁，吗啡最早作为止痛药、麻醉药而广泛使用。吗啡最初还有一个用途，居然是戒除鸦片上瘾的替代药物。但是，很快出现了对吗啡的上瘾，药物依赖。1874年，英法强迫中国接受毒品贸易合法化后，英国人从鸦片中提炼出了一种白色粉末。10年后，德国人宣布，这种白色粉末的镇痛效果比吗啡强4-8倍。1898年，德国拜尔公司开始大批量生产，并将其命名为海洛因。请记住，那时候的海洛因除了用于医学临床外，还被用来作为解除鸦片上瘾、吗啡上瘾的药物，因此，海洛因是公开销售的。
    这种科学名义的发现，以及自以为正确的胡乱使用，与中国人1500多年对于罂粟的谨慎，形成鲜明的对比。海洛因最终成为畅销全世界的最大宗毒品，这些西方人为何当初不接受中国人对于毒品的做法？如果当初他们懂得中国人的高瞻远瞩，而不是那么唯利是图，全世界是否会避免、减轻如今毒品泛滥的局面？拜科学之赐，高纯度的海洛因令吸食方式更加便捷，上瘾更加快捷，戒除更加困难。如果说鸦片还有可能戒断，科学造就的海洛因上瘾几乎不可能戒断，必须终身戒毒。
    美国海洛因的泛滥，有一个重要阶段，就是越南战争。丹泽尔-华盛顿曾经出演过一部电影，讲一个美国大毒枭发家的经历。他就是在越南战争期间，通过美国空军，从金三角向美国大量走私海洛因。如今，美国人离开了金三角地区，中国对金三角的影响加大，金三角的毒品数量终于创下历史最低水平。而美国人来到了阿富汗，阿富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供应基地。塔利班执政期间，根据伊斯兰教规定，基本上禁绝了阿富汗的罂粟种植。但是，西方人以反恐理由进入阿富汗后，却指责塔利班禁毒措施很残酷，不人道。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并没有更加人道地为阿富汗农民提供更加富裕的生活手段，于是，2007年，阿富汗的海洛因生产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约8000吨，占全世界海洛因产量的90%。被严厉打击的塔利班，现在转而支持海洛因生产，成为生活没有着落的阿富汗农民的保护神；同时，通过海洛因贸易，从西方国家赚取抵抗美国的经费；同时，通过向美国输送廉价海洛因，在美国普通人身上，对美国实施报复。中国现在禁毒工作很深入，卫星监控可以很快发现哪里有罂粟种植，一旦发现，立即铲除。美国的科技比中国发达，美国的卫星比中国多，美国为什么不学中国的方式，从源头禁绝毒品？因为他们不能像中国政府一样，为不种罂粟的农民提供合法的生活手段。
    除了海洛因之外，当今世界危害人类越来越严重的新型毒品“冰毒”，来自于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的发明。这种纯化学合成方式，已经不需要用土地来种植，在家庭厨房就能大批合成。目前，全球毒品贸易额，每年约3000亿美元，仅次于军火贸易。最为富裕的美国和欧洲，恰恰也是世界上毒品贸易的黄金宝地。5000多年，毒品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危害人类，为何近200年来，在文明的现代社会，毒品成为难以遏制的危害？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将吸毒也视作违法的国家，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吸毒是合法的。有些从西方归来的人，建议中国应该像西方一样，允许吸毒合法化。一边禁毒，一边允许吸毒合法，这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做法，就是毒品危害无法根治的原因。中国作为历史上受毒品危害最深的国家，对于毒品的严厉打击，应该成为所有试图根治毒品的国家的榜样。通过毒品历史的简单回顾，我们看到：中国人曾经是那么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毒品的危害，是西方人将毒品变成全球的灾难。现在，他们应该真诚地向中国人承认错误，真诚地向中国人学习对待毒品的态度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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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读抵制《功夫熊猫》

刘仰 — Wed, 25 Jun 2008 01:31:00 +0800

    从赵半狄开始抵制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我就不想为他添砖加瓦，不愿说什么。然而，这几天来，媒体铺天盖地地批判赵半狄，效果应该已经超出了赵半狄的预计，我多说他几句，应该不会对大形势有什么影响。
    我之所以忍不住要说 “抵制熊猫事件”，关键是因为，我发现所有对赵半狄的评论，90%以上都误读了赵半狄，包括电影导演陆川在内。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将赵半狄的抵制行为称作“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赵半狄根本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赵半狄只是扮演了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角色。好比说，演员方化扮演日本鬼子，但方化不是日本鬼子；刘江扮演汤司令，但刘江不是汉奸。所以，赵半狄扮演了“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他不是。扮演“狭隘民族主义”，只是赵半狄另一个行为艺术。如果赵半狄是“狭隘民族主义”，他为何不给灾区真正的熊猫捐款？他为什么开一辆原装进口跑车？这是一个临时假扮的“狭隘民族主义”，目的是利用“狭隘民族主义”赚钱。广电局领导“配合”演出了一下，赵半狄的“抵制活动”录像带估计可以卖上百万欧元。
    可喜的是，从媒体广泛的舆论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人对“狭隘民族主义”都嗤之以鼻；可悲的是，媒体在批判对象定性上都搞错了，赵半狄真的不是“狭隘民族主义”。
    在赵半狄搞熊猫时装发布会的时候，我曾经写文章指出，赵半狄在用它的行为艺术“玩弄中国”，这一次，赵半狄同样是在用它的行为艺术玩弄中国。对于他这种喜欢炒作的人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他，但是，赵半狄挑起“狭隘民族主义”这根神经，媒体都跟着抖动。赵半狄的目的又达到了。
    赵半狄的行为艺术，不以中国人为销售对象，因此，他不需要讨好中国人。赵半狄的买主都是外国人，因此，他只需要讨好外国买主。赵半狄在自己的博客里说了，瑞士的投资人要给他投钱拍一部熊猫大片，那大概另一个熊猫人大型行为艺术而已。买主觉得赵半狄在中国声势闹得大，就愿意多出钱，买主觉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很狭隘，赵半狄就亲自来实践一下。赵半狄拜倒在美元、欧元的脚下，哪里有一点“狭隘民族主义”的样子？他只是应美元、欧元的要求，在中国临时假扮了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企图让美元、欧元终于得到证实：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实很狭隘。
    美元、欧元的力量是强大的，诱惑力是巨大的，赵半狄牢牢抓住了这一点。于是，他在中国以熊猫的名义，以绑架熊猫的姿态，一次次扮演美元、欧元希望的角色。说他是“狭隘民族主义”，真的是天大的冤枉。中国的媒体、百姓、官员越是反感他，美元和欧元就越是喜欢他。这就是赵半狄的发财秘诀，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某些媒体参与分享美元、欧元的可能。因为，不管是骂还是夸，赵半狄都离不开国内媒体的宣传，在中国的名气是他的生命力，是他赚外汇的保障。
    熊猫抵制事件，与电影《功夫熊猫》的好坏没关系，它只是一个人的闹剧。
    熊猫抵制事件，与狭隘民族主义没关系，它只是一场被外汇定购的街头剧。

欧洲早期民族主义

刘仰 — Wed, 25 Jun 2008 01:23:37 +0800

    现在有人把民族主义最早的起源找到了古希腊的斯巴达，斯巴达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把每一个男性公民都训练成勇敢而服从的战士，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属于国家，母亲只能扮演一个国家护士的角色，孩子养到7岁，就由统一的军事机关开始教育，教育内容以竞技和格斗为主。每一个公民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道德标准。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主张推行教育，而且，也都对斯巴达的教育高度评价，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点，可能就是把教育当成国家的责任，国家的公共要务。卢梭在其《爱弥儿》中指出，斯巴达的缺陷是极其狭隘的内外有别，这也可以算是欧洲的一个传统吧。但是，斯巴达的这个传统中断了很长时间，欧洲以后的历史，教育长期都有教会承担，启蒙运动以后，教育才重新成为国家的义务。斯巴达的国家教育与现代民族主义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对于国家、民族、个人的理解，启蒙运动以后要全面系统得多。
    教育确实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教育与西方社会的差别，以后再说。但是，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教育，它主要是人群互相认同的标准。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教会地位的衰落，为了寻找新的认同标准，民族主义渐渐出现，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渐渐走到一起。这种状况，在教会统治的时候，是尽量避免出现的。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英国贵族博林布鲁克（Viscount Bolingbroke，1678-1751）子爵，是英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代表，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很有英国特色。他认为，国王首先就应该是一个爱国者，国王带领一个民族国家，就是要增进民族的利益。他还指出，不列颠人是一个具有特殊天才的特异民族，不列颠的君主立宪就是这一“天才”的表现，因此，每一个不列颠人对于君主立宪都负有爱国的责任和义务。
    博林布鲁克的民族主义从不否定英国的历史，反而对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以热情的笔调歌功颂德。我们现在都把英国当成是最早实现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但是，博林布鲁克认为，这种革命只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革命的荣耀及成果（君主立宪）同样属于国王。他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贵族倾向，他认为，英国的爱国者应该鼓励贸易和商业，维护不列颠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主权，维护富豪。他把民族主义当作增进民族利益最自然合理的工具。民众则应该在爱国主义鼓励下，排斥分离的政党，并且服从爱国的领导者。他的民族主义由于其贵族特色，也注重外交，希望实现崇高的国际主义。但是，民族主义的利益如何与国际主义协调，他说得不多。
    博林布鲁克虽然反对基督教，但并不反对信仰，他认为民族是造物主直接创造的，民族的分界线，是地理、气候、语言、性格，乃至政府的差异。也就是说，各个特殊的社会，接受各自统治者的特殊法律，都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很遗憾，我没有看到博林布鲁克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与中国的统治法律。博林布鲁克的民族主义简单来说，有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英国的民族利益；二是认为民族是自然神的创造；三是，把历史当成民族主义的财富。因此，博林布鲁克也可以称为历史民族主义。
    比博林布鲁克晚一点的德国人赫尔德（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他创造了一个民族差异的理论，他认为民族是人类最自然的分野，是神灵培植在人们内心的固定差异，这种差异开始起源于地理和气候，此后便由独特的历史传统而构成，从而使一个民族具有了“民族性格”和“民族魂”。而且，这种“民族性格”不会因地理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由地理因素造成的差异，被文化固定后，不会再被地理因素改变。这种观点是否说得通，可以有所讨论，但他和博林布鲁克自然神创造民族的观点一样，将民族固定了。
    由于民族被文化所固定，赫尔德认为，一个民族应该需要有自尊心，而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历史，是增强民族自尊心最好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赫尔德并没有像后来的狭隘民族主义一样，只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发展的权利，他也因此而批评基督教国家试图改变中国和印度的行为，他认为，每个民族的特质都是全人类最神圣、最具无上价值的东西，强迫其改变的帝国主义，是专横主义的罪恶表现。
    简单来说，18世纪时期欧洲的民族主义，一般都比较温和，具有较多的人道主义色彩，他们在神造或历史、文化中，找到每个民族的特质，某种程度上对于国家的认同找到新的标准。基督教思想统一的局面小时候，各个主权国家林立，客观上导致新的认同标准出现，以配合主权国家的统治。因此，这一时期对于民族特质的确认，往往在各民族的历史中寻找线索，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确实都是不同的。虽然还有其他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但是，历史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已经展现了后来民族主义的一个大的类别，这一类别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对于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到今天，这一类民族主义思想始终处于下风，经常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对自己的历史深恶痛绝的国家，也许我的这个说法有点夸大，但是，至少在某些中国人身上，这种现象非常明显，这似乎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我曾经提到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明显，中国人自己说古典诗词不好，要向西方学习，改写新诗，结果西方发现，中国的新诗大都成为西方诗歌翻译后的模仿，一点中国特色都没有，于是，西方对中国新诗越来越没兴趣了，关键是中国人自己也没兴趣了。
    欧洲18世纪的民族主义，还出现了其他观点，对后世同样产生巨大的影响。明天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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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留给我们什么？

民族主义与体育竞赛

刘仰 — Mon, 23 Jun 2008 04:12:09 +0800

    现在有些人一提到民族主义，就容易把它视作洪水猛兽。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国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经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在体育竞赛领域，民族主义比比皆是。本来打算稍晚一点写这个话题，这几日看了欧洲杯的比赛，正好写篇文章，凑个热闹。
    巧得很，100多年前，1896年的6月23日，国际奥委会正式成立，说起来今天也算个纪念日。当年举办的第一届奥林匹运动会，就已经成为民族主义展示和竞争的场所。参加第一届希腊奥运会的14个国家，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智利外，都是欧洲国家。美国队拿了金牌第一，从那个时候起，获胜选手领奖时，升国旗、奏国歌就成为奥运会的传统，这一传统毫无置疑就是在宣扬民族主义。有意思的是，第一届奥运会上，德国选手和一名正在希腊观光的英国大学生临时组队参加网球双打比赛，居然获得了第一，但是，在计算金牌的时候，德国队只算半块。从此以后，奥运会不允许两国合作参加同一项比赛。以国家为代表统计金牌、奖牌的做法，成为弘扬民族主义的常规做法。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在18世纪的欧洲正式形成，19世纪时，在欧洲成为普遍的政治运动，因此，奥运会以国家为单位的体育竞赛，正好是这个民族主义潮流的产物。试想一下，在古代奥运会的时候，虽然斯巴达的选手比较厉害，但是，古代奥运会确实没有什么民族主义的色彩，大多都是个人色彩。现代奥运会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无一不是民族主义的结果，例如柏林奥运会。二次大战以后，奥运会的规模不断扩大，也与民族主义在全世界的普遍高涨密切相关。
    从第一届奥运会以后，一个国家在比赛中获得金牌数、奖牌数的多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也成为一个国家民族骄傲的来源和刺激因素。美国作为体育大国，它的体育就是他民族主义的一个体现，也成为美国人为自己国家感到骄傲的精神力量。当今世界，不在乎本国体育荣誉的国家，大都是国力很差，基本被忽视的弱小国家。一个国家为了获得体育的荣誉，往往还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经济上说，即便获胜，也不一定有相应的回报。但是，国家荣誉的回报，往往超过经济回报的要求。
    在现代体育比赛中，也有一些是不以国家为单位的，相对来说，不以国家为单位的体育比赛，影响都不如以国家为单位的比赛，因此，不以国家为单位的体育竞赛，往往都必须用高额经济利益作为驱动，而非民族主义热情。例如，丰田杯比赛，欧洲各国足球联赛，美国NBA，赛车比赛等。但是，如果这些不以国家为单位的体育竞赛，能够为某个国家提供体育英雄，这种比赛也会成为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例如当年的巴西赛车手塞纳，如今的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等。
    在以国家为参赛单元的体育比赛中，运动员获胜，除了表彰、奖励本人之外，毫无例外地都要张扬其代表的国家的荣誉。选手获胜后的激动、落泪，或者失败后的伤心、失望，观众对于胜负的感情寄托，既有个人因素，明星崇拜的因素，同时也具有极大的民族主义因素。体育英雄为国争光，甚至可以成为原谅他某些过失、过错的充分理由。崇拜体育明星，也不仅仅是崇拜他的个人荣誉或财富，例如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其中包含了大量民族主义的成分。
    为国家为民族争得体育荣誉的体育英雄，在各个国家，其个人荣誉几乎都可以延续终生。如果一个曾经为国争光的体育英雄，后来落魄了，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帮助。相反，我们比较一下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娱乐明星，如果落魄了，结局完全不一样。其中的差别，就在于民族主义的要求。为国争光的体育英雄，成为民族主义关注、回报的对象，成为国家、社会的责任，这是一种民族主义感情的互动。这种现象，不分国家政治制度，不分国家实力强弱，都同样存在。
    人们常常把足球比赛称为绿茵场上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实，就是把它当成是民族主义的较量。昨天看了荷兰与俄罗斯的比赛，荷兰球迷一大片桔黄色占据了看台，让人们看到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情。我仔细看了一下，荷兰球迷的衣服在样式上并不都是统一的，各人的衣服样式都不同，包括很多女球迷。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代表国家足球的桔黄色，说明这种民族主义大多是自发的。除此之外，各国球迷穿上传统服装，涂抹油彩的图案，挥舞的旗帜、标语等等，无一不体现了他们各自表达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热情。
    对于各个国家来说，优秀运动员作为个人可以到其它国家参加比赛，但是，毫无例外都有一条规定，当国家队需要的时候，一定是绝对优先的，其它比赛必须为国家队重大比赛让路。这种规定不光各国的体育机构都接受，运动员个人也都接受。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国家民族主义的需要，超过了其它。前几年，有一个中国运动员，为了到美国去打球，不愿服从国家队的召唤，结果，其个人形象一落千丈。这几年，他算明白一点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并不是某个国家的特别，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由于以国家为单位的体育竞赛的胜负结果，具有极为鲜明的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因此，有些国家为了这种荣誉会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例如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韩国队的表现就比较遭人非议。实际上，这也体现了民族主义是否狭隘、偏激的问题。而且，这种民族主义的热情，也同样会从体育场内延伸到社会现实中。但是，一般来说，体育竞赛中的民族主义不太容易走向狭隘和偏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至少在体育领域，超国家的竞赛组织机构，它所制定的体育竞赛规则，不受各个国家的挑战，是一种高于国家主权的规则和制度。因此，我们虽然能够看到很多在体育赛场上故意扰乱对手的行为，但基本上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然而，超出体育赛场之外，这种民族主义的热情，有时候就容易走偏。例如，有些球迷在球队关键场次的失败后，大闹情绪，引发流氓骚动，就属于这种状况。很多年前，欧洲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国球迷为了保证自己球队的获胜，在比赛前一天，聚拢到对方球队下榻的地方，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喧闹，目的是干扰对方的休息，让对方在第二天的比赛中无精打采。所以说，在没有规则制约的地方，民族主义就容易走向狭隘和偏激。这种现象还有一个例子，上个世纪有一段时间，运动员服从兴奋剂在某些国家，例如前东德，成为国家行为。其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当时体育比赛组织机构，在兴奋剂检查手段上、制度上还比较落后，等于对这种行为缺乏制约。
    因此，这基本上是一个规律，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贫穷国家，民族主义热情如果没有制约机制，就容易走向狭隘和偏激。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体育竞赛中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制约，除了在制度上形成规则之外，人们在内心也形成了某种共识。例如，如果一个优秀运动员换了国籍，除非象贝利一样不参加比赛，或者不与本国运动员竞争，否则，人们总容易产生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现在各个国家的群众，大多对这一现象体现了宽容，例如，郎平执教美国队，荷兰人希丁克执教俄罗斯队，还打败了母国的球队，并没有引起本国群众多少感情上的波澜，这也体现了人们在内心对于狭隘民族主义的排斥。
    我曾经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来的比较晚，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从中国人对于国际体育比赛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大致过程。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开幕之前，中国清朝政府也收到了参加奥运会的邀请，但是，这个邀请几乎没有任何反响，这件事情仿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当时国力贫弱是一方面，没有民族主义意识，是更主要的原因。此后，民国政府对于奥委会的邀请，也只是派出了观摩团，正襟危坐地坐在看台上。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其实是日本人为了替一年前成立的伪满洲国打知名度、争取国际承认而促成的。但是，刘长春远航前，还是受到很多中国人的资助和壮行，也就是说，日本人当年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刺激中国人产生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对于今天来说，伪满洲国不存在了，刘长春永远是中国人，这一点是无法改变。
    中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荣誉，大都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容国团等人为国争光的奖牌，确确实实激动了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而中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充分感受民族主义的爆发和陶醉，开始于女排五连霸和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的那一枪。但是，对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我丝毫不担心会滑向极端、狭隘的地步。举一个例子来说，很多人现在喜欢NBA是因为有姚明，似乎带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成分。但是，当年没有姚明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乔丹而喜欢NBA，就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成分。未来姚明离开NBA，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人继续喜欢。多年以来，意甲、西甲、德甲、英超等国外体育比赛，都被很多中国人喜爱。虽然个别比赛中，有中国人的身影，但是，中国喜欢这些比赛，大多与民族主义无关。我不知道这种现象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有，比方说美国，欧洲的那些球赛，大都懒得转播，美国人更关心自己的篮球、棒球、拳击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体育领域，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更狭隘一些。因此，从这种现象就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是很明智、很冷静的，民族主义热情当然会有，但不至于走向极端。
    最后，今天欧洲杯是西班牙对阵意大利，不管结果如何，相信有不少中国人会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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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人和概念的人
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
五四运动留给我们什么？

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的矛盾

刘仰 — Mon, 23 Jun 2008 00:29:07 +0800

    前面说到格劳秀斯提出了“自然法”的理论基础，但是，格劳秀斯还提出，与自然法相并列的，还有一个意志法，即神的意志或人的意志（人定法）所决定法律系统，其中就包括他最著名的国际法，格劳秀斯也被称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然而，对于他的国际法究竟属于自然法还是人定法，多少还有点争论，因为，格劳秀斯本人认为国际法是人定法，但是，他的国际法中最重要的概念，“海洋自由说”的来源却是所谓自然法。格劳秀斯认为，航海和贸易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基于自然法高于人定法的原则，国际法不能剥夺人们自由航海和自由贸易的权利。从现实意义上说，格劳秀斯的理论是为了从西班牙、葡萄牙那里争夺权利，制造法律而获得“合法性”，免予永远成为海盗的命运。但是，他的这个理论，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自然法的延伸。在格劳秀斯那里，自然法是组成国家的基础，然后形成国家主权，构成国际法。那么，自然法能否延伸到国家主权之外？从格劳秀斯论证“海洋自由”的方法来看，自然法原则的确延伸到了主权之外，进入了国际法的领域。既然如此，为什么国际法不以自然法为基础，而以一个并不合理的国家主权为基础？而且，自然法原则延伸到主权之外，与主权至上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一方面说自然法高于人定法（国际法），另一方面国际法又是所有不受限制的主权构成的，那么，自然法原则能否改变国际法？
    在当时，这个矛盾并不明显。但是，在后来的欧洲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冲突日益严重。例如，人权属于自然法，奴隶贸易属于国际法，这两个究竟谁作用力更大？事实上，两者之间有一个利润计算。奴隶贸易利润高的时候，人权之类的自然法靠边站；奴隶贸易没什么利润的时候，人权之类的道义开始出来收场。到了二次大战以后，又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但是，持有这种说法的国家，一般只是用这个说法针对别人，绝对不能让别人用它来针对自己。以前他们主张主权至上，现在针对别人的时候，又主张主权要受限制。此种出尔反尔，其实，在格劳秀斯那里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其次，究竟什么是主权？格劳秀斯在他自然法的基础上，已经隐隐约约地产生了契约论，但是，他的契约论与卢梭的不同。卢梭主张“主权在民”，格劳秀斯几乎是主张“主权在君”。由此产生的矛盾是，主权是否能在自然法的基础上产生？或者说，格劳秀斯主张的“主权在君”是否是自然法的必然结果？按照格劳秀斯的理论，主权似乎属于自然法和人定法之间的过渡。这种模糊造成的结果是，契约论使得交出个人权利的社会成员受到契约的限制，但是，君主作为契约持有人、受托方，却因为主权至上的原则，对内对外都无需受到制约。同时，人定法构成的主权关系约定的国际法，由于没有仲裁和惩罚机制，违约者只要实力够强，实际上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国际法全凭各个主权各自意志的强弱而随意改变。
    虽然卢梭等人后来用“主权在民”的观念，取代了格劳秀斯的主权构成原理，主权似乎变成了自然法的必然结果，变成了人类唯一的真理。但是，原先构筑在人定法上的国际法没有改变。于是，形成的后果是，世界在此后几百年中，一方面国内有法可依，国际则依然无法无天；另一方面，拥有了“绝对真理”护身符的自然法试图突破主权的限制，便可以在高尚的名义下，利用强大的主权硬行推广，例如武装入侵其他国家推翻暴政等等。且不说“用暴力推广真理”背后的财富动机，将自然法真理延伸到国际，美其名曰解放被压迫民族的行为，在“绝对真理”的名义下，美化了无数的战争。
    第三，格劳秀斯推导海洋自由权利的一个依据是，航海、贸易是自然法的权利。这种论断怎么看都有点随意，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增减、解释自然法的内容。如果有绝对的自然法原则、权利，难道只凭某个人宣布就行了吗？退一步说，就算航海、贸易是自然法权利，是不是该对航海、贸易的性质有所界定？换句话说，自然权利的航海，是什么样性质的航海？自然权利的贸易，是什么样性质的贸易？
    虽然在格劳秀斯之前就有人指出，这里的贸易是指和平贸易。但是，我们一方面看到航海有太多的武装航海，另一方面也看到，贸易有太多的武装强迫贸易。这就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问题，在自然法原则以及不可侵犯的主权这两个法律体系中，一个主权人、主权国家有没有拒绝贸易的权利？哪怕是和平贸易？显然，在格劳秀斯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涉及这个相反的问题。此后所有的欧洲人几乎都在实践中表示了这样一个原则：自己可以有拒绝贸易的权利，例如关税、海关等，但是，其他国家似乎没有这种权利。其他国家除非用足够的武力保护自己拒绝贸易的权利，否则，必须接受武力更强大者所强加的贸易。为了贸易，不管是否和平贸易，几乎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因为格劳秀斯说：贸易是自然法的权利。自然法高于一切法，我的贸易权就像我的人权一样，不能被任何东西阻挡。
    第四，理论的平等与天然的不平等。国家主权概念产生后，理论上各个主权之间是平等的。但是，一旦涉及到海洋，主权平等就变成一个大问题。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海岸线，如果按照格劳秀斯全部海洋都是自由海域的观念，内陆国家与沿海国家的平等还比较容易接受，虽然占据不同海岸线的国家，天生就有不平等，但是，全部海洋都是自由的，使得这种不平等在理论上差距还不大。
    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下，公海与领海出现了。名义上公海属于每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内陆国家没有领海，没有出海口，如何享受公海的权利？而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海洋权利又非常重要，于是，一些内陆国家为了争夺出海口的战争由此引发，例如俄国。而且，由于海岸线具有天生的不平等，占据不同海岸线便能获得不同的自然权利，为此，争夺领海或海岛的战争也频繁发生，例如直布罗陀海峡、好望角、马六甲海峡等等。争夺海岸线的战争还延伸到人造水域，例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等。
    由此我们看到，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主权、国际法，从诞生之日起，已经埋下了日后一系列战争的根源。可悲的是，欧洲后来历史上的法律，几乎都建筑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迄今为止，这个充满矛盾的法律体系，依然在影响着世界。如果看清这一点，我们也许就能理解，自从主权概念出现后，几百年来，为何世界会充满了战争。到了卢梭之后，这个法律体系中，又出现了一个与主权同样强大的力量，就是民族主义。那些主权概念、民族主义概念产生较晚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只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说白了，主权就是为了在世界上争权夺利而出现的。这个长期无法无天的权利，掩护着各自的经济利益，在全世界造成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主权至上等于国家利益至上，而这个国家利益从来都缺乏必要的制约。中国在遭受悲惨命运后，不得不强化主权意识，它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种倒退如同一个善良的人，在一群强盗中，不得不拿起武器。但是，中国只想保护自己，这种高尚在其他国家身上很难看到，例如，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全世界有核国家，只有中国这么做。这是中国秉承2000年爱好和平的传统，试图建立的国际法原则之一，别的国家愿意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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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概念先天不足

刘仰 — Sun, 22 Jun 2008 02:09:28 +0800

    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过，16世纪的时候，法国人博丹明确提出国家主权概念，并认为主权是天然的，不可剥夺的，永久的最高权利。现代人基本上接受这种观点，然而，主权至上的思想近几十年来也遭到挑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主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永久的？为什么是不可剥夺的？博丹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很强硬地这么宣布就完了。
    从现实的角度说，这种主权说，完全是为君主制服务的，它的主权、君主、国家，像基督教一样，是三位一体的。并非像后来所谓“自然法”那样，有自然产生的基础，在操作上说，等于是强权宣布主权就是主权，弱者宣布也没用。“主权”概念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虽然类似数学的公理，但是，这个貌似不容置疑的公理，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基础，只是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已。
    比博丹稍晚一点，17世纪初期，荷兰人格劳秀斯建立了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之间欧洲最重要的法学理论。格劳秀斯认为，人类社会有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自然法。这一思想对后来的影响很大。然而，自然法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才是自然的人性？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整个自然法基础的改变。因此，如果对于普遍人性不能达成共识，自然法的基础就不稳固，实际上就会变成有共识的一部分人的自然法，失去自然法的根本意义，或者就把自然法强加到对“人性”有不同理解的人群头上。
    格劳秀斯的法学思想，除了自然法之外，还有国际法，而国际法的基础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主权，主权既是国际法的主体，又是国内法的主体。对于自然法、国家主权、国际法这三者的关系，从格劳秀斯开始，就有随意解释的状况，它对未来欧洲社会乃至全世界造成深远了影响。这个问题后面再说，先说说格劳秀斯最著名的“海洋自由”概念。
    前面的文章说到，大航海开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瓜分了地球。这种瓜分由于教皇的支持，造成两者对各自半个地球航海、贸易的垄断，当然，这种垄断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实际上，西班牙、葡萄牙大航海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很快就加入了进去。然而，在教皇子午线的规定面前，西班牙、葡萄牙之外的国家，都没有合法的权利，只能成为海盗，与西班牙、葡萄牙展开争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格劳秀斯提出了他的“海洋自由”观念。
    在格劳秀斯之前，欧洲已经有人提出过“领水”的概念，意思是指，与海岸线接触的水域，权利也归陆地上的权利。但是，这个“领水”的概念并不清晰。格劳秀斯为了反对西班牙、葡萄牙垄断所有航海和贸易，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所有的海洋都是自由的。顺便说一下，中国当时对于海洋的观念，没有那么清楚的法律界定，但是，模模糊糊中，与格劳秀斯“海洋自由”概念非常接近，其原因是，中国为了避免战国时期的纷争，在政权所能掌控的范围内，以文化认同消除主权观念，在政权掌控较弱的周边地区，同样将文化认同至于国际关系之上，尽量排除经济利益的争夺，甚至为此还可以在经济利益上让步，求一个天下太平、各守本分。
    但是，在强烈的主权意识下，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说，立即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不仅教会反对，西班牙、葡萄牙反对，英国也要求荷兰惩罚格劳秀斯。格劳秀斯后来在理论上作了一些修改，承认“有限水域”，此后便诞生了公海和领海的法律概念。公海与领海的关系很有象征意义：在一条分界线的两边，一边完全受本国法律控制，另一边则是自由的。虽然有所谓国际法，但是，公海自由在很长时间里，令国际法形同虚设。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公海、领海的概念，海洋到处都是自由的，郑和航海就是到处都可以去，别人也不介意。教皇子午线等于在中国人自由海洋的基础上倒退了，用据为已有代替了共同拥有的自由，而格劳秀斯实际上是试图回到中国古人的海洋原则。最终，欧洲在主权意识下，折中出了公海、领海的概念，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有条件地接受了中国古人的海洋观，只是，这一切的发生，中国人并不知道。现在，人们都把公海之类概念的产生，归之于格劳秀斯，其实，中国古人早就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中国古人没有进入西方的话语系统。
    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是建立在博丹国家主权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例如他讲到了战争问题，使节问题等。这些理论的关键，还在于国家主权概念的建立。虽然格劳秀斯对于博丹主权至上概念作了一些解释，但是，显然也是很不合理的解释。例如，格劳秀斯基本上认为“主权在君”，这显然同博丹一样，是在为君主制辩护，他还是没有能够合理地解释，国家主权如何能够从自然法原则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他说到了契约论，但是，民众的为何只能与君主建立契约？格劳秀斯无法合理解释。此外，他还认为，一个人既可以出卖劳动，也同样可以出卖自由。并且，战争中的战俘罚做奴隶也是国际法允许的。这种观点既是为君主制辩护，同样也是在为荷兰参与高额利润的奴隶贸易做辩护。在格劳秀斯那里，他也简单地认为，国家就是“民族”，但他没有深入讨论。
    我很反对“历史局限性”这个词汇。对于历史上产生的重要理论，当它有重大缺陷时，人们往往会使用这个词汇。“历史局限性”这个词，暗含了一种观念：现在总是对的。从合理的角度说，如果要使用“历史局限性”这个概念，不仅应该用在过去，同样应该用在现在。也就是说，如果要用“历史局限性”这个概念，就不能把今天的理论当成是绝对正确的，否则，我们如何知道未来的人不会说今天看似“绝对正确”的观念，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呢？比方说自由、民主的概念？不对今天的观念抱有同样“历史局限性”的看法，某种程度上，是在用这个说辞为历史上的错误狡辩。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不愿坦然承认历史上的错误。关于格劳秀斯理论造成的后果，明天接着说。